亲历“9·11”的中国外交官，忠诚于祖国、奉献于人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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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宏喜

曾任驻坦桑尼亚特命全权大使，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。

2001年9月11日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左右，恐怖分子劫持飞机突然直接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，使整个纽约笼罩在恐怖袭击事件的恐慌当中。

事发时，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宏喜恰恰在纽约总领事馆的第16层办公室，透过窗户向南边望去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世贸中心的双塔大楼。他亲眼目睹了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二架飞机撞向大楼的一瞬间。

9月11日，我乘总领馆001号车从官邸到总领事馆的办公大楼上班，在乘电梯的时候，第一架飞机已经撞到世贸北楼了。到了办公室，听到警车长鸣。在纽约，警车是24小时都有的，刚去时根本就睡不着，后来就习惯了。

但是，作为一个外交官，我还是很敏感的，“9·11”那天上午跟平常不一样，一个是警车数量多，另外鸣笛时间长，我觉得有点异常，赶紧打开窗户往外看，一队警车向世贸中心飞驰而去。顺着警车的方向望去，发现世贸大楼被第一架飞机撞击后已经起火，冒着很大的浓烟。我想这个不得了，仅这样的大火就能成为世界头号新闻，立即传遍世界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恐怖袭击，以为就是失火了。

我告诉同事赶紧找摄像机，用镜头记录下来，因为我们领馆所在的方位正好能看见整个景象。就在他们找摄像机的时候，我一直看着大楼，突然发现另一架飞机从远处飞来，越飞越近，越飞越低，转个大弯冲着世贸中心南楼撞去。正当我脑子里有疑问的时候，它直冲世贸中心南楼撞上去了，顷刻间一个大红火球闪现出来。这时候我知道天大的事情发生了，那是我一生中经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
我立即命令关闭总领事馆，清点人数，各就各位，组织全馆人员投入到紧张工作中。同时要求所有家属不许外出，接受领馆分配的任务。此后三个星期，我在办公室24小时里一分钟也没离开过，饭由别人送来，困了就躺在沙发上眯一会儿。

▲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

首要的工作是要了解情况，给国内报告，提建议，接着要清点我们的人数，了解我们在世贸中心有多少公司，有多少人。当天国内有两个代表团共30多人要到那个地方参观，如果袭击再晚一个小时，两个代表团的人都得牺牲了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好在时间比较早，人们都还没完全上班，参观的人还没有去。

9月11日上午11点多，李肇星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询问相关情况，我告诉他在大楼里有十多家中国公司，20多个人。由于时间比较早，好多人还没有上班，另外中国公司租的房子都在下边，比较好逃生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发现中国人，我们正在调查，一个一个联系。

不久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热线电话在中央电视台公布了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次恐袭事件，很多人从国内打电话来了解他们亲人的情况，我们尽可能将所知道的情况通报国内家属。由于当时电话有一段时间中断了，有一家公司的家属没找到，我们派人四处查找，找了好久才知道他回北京了，后来在北京找到他，才算放心。

▲ 救援现场

华侨华人中出现了几位英雄人物，其中有一个华裔的年轻人叫曾喆，他十几岁从广州移民到美国。当大楼出事时他并不在里面办公，但他给他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：“妈妈，那个地方发生灾难了，我学过急救，我应该到现场去救人。”这是他打给妈妈的最后一个电话，后来这个孩子就失踪了。

最后在无意当中发现，这个孩子在电视镜头中晃了一下，原来他打完电话进入大楼里救人时牺牲在里面了。这个故事传遍了纽约，传遍了华人圈，非常让人感动。

我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向他母亲发出了慰问，去参加了为他举行的追悼会。后来当地的华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，说这样一个英雄的孩子，我们应该找一个地方，以他的名字命名来永远纪念他。这件事情在华人和美国人中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。

即使像曾喆这样已经是美国公民，我们同样关心他们。我们把整个遇难名单都找来，凡是像中国人的名字都一个一个查，一个一个核实，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新加坡人或韩国人，自然不属我们管辖范围。最后核查仅发现有一位我国大陆同胞受伤，我后来到家当面慰问他，他拉着我的手大哭一场。

有两位台湾同胞遇难，我向他们所在的银行发函哀悼，并请转告他们的家属，其所在银行复函向我表示了感谢。我们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办理两位遇难的香港同胞的赔偿事项，也得到了特区政府的感谢。

当时这件事对美国的打击很大，两座标志性的建筑转眼之间就没有了，近2000多名经济界的精英转眼之间牺牲了，这是很大的悲剧。

“9·11”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，沉浸在悲痛中的美国人相继开展了追悼遇难者的各种活动，美国政府决定在全国所有公共场所降半旗致哀。

得到这个消息后，我立即打电话报告北京外交部李肇星副部长，建议我们总领馆也要与美方同步降半旗，李副部长马上表示同意，并说将通知我们所有驻美外交机构都要降半旗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这些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得到，我们降与不降旗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。

▲ 2002年4月，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。

中国驻美国的使领馆全部降旗悼念“9·11”的遇难者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姿态。在反恐的大背景下，中美关系走出了“炸馆”和“撞机”事件的阴影，双方在反恐问题上有了新的利益交汇点。

1999年张宏喜到美国上任时，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一个低谷。1999年5月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。2001年4月，中美又发生了“撞机”事件。

▲ 张宏喜大使发表演讲

张宏喜在中美关系低潮中出任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，面临处理两国关系的种种麻烦。他到任后的第一次演讲，特别发表了《中美应该成为朋友而且能够成为朋友》的主题发言。他认为，两个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的国家应该成为朋友，努力促成中美各阶层在互访交流活动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。   

对于美国人来说，要使他们全面、公正地深入了解中国并非易事，但张宏喜没有放弃，他坚信，通过交往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。

▲ 2005年，朱利安尼访华。

朱利安尼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纽约市长，特别在“9·11”之后为世人所熟知。他在恐怖袭击发生期间做出迅速反应和果断决策，使他赢得了美国民望，但朱利安尼亲台对我们不友好。“9·11”事件发生后张总领事给他写信慰问遇难者，谴责恐怖分子活动。

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，卸任后的朱利安尼终于在2005年来华访问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。朱利安尼在北京见到张总领事，说当时看到了张总领事写的信，称赞他是真正的外交官，还说尽管美中两国存在分歧，但合作可以增进了解，消除分歧。

▲ 张宏喜大使演讲

张宏喜前往美国上任时已经58岁了，在纽约工作的4年是他驻外工作的最后一任，在这里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练。

“一开始感到比较意外，因为我不是学外语的。我认为在那里外语一定要呱呱叫，会用外语讲演，上电视发表演说。我说我这方面不行啊，至于别的，我倒也不是太胆怯吧，因为那个地方情况复杂我知道。”

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，华侨华人众多。组织上调任张宏喜赴纽约开展总领事馆的新工作，正是因为张宏喜在外交部有30多年的工作经历和从事领事侨务的丰富经验。

“我到任之后，发现过去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比较严重的对立状态。我觉得有些方面是不能妥协的，可是有些方面为什么非要对立不可呢？

举个例子，比如庆祝春节的活动，不管是台湾来的还是大陆来的，都是大家共同的节日，这件事情没必要去争论，不要你也搞一套我也搞一套。不能说政治认知不同就要什么都闹对立，这是缺乏远见的思维和做法，所以我到任后提出一些新的想法，还是受到了普遍欢迎。”

▲ 青年时期的张宏喜大使

回忆起近四年的总领事工作，张宏喜感受良多，他在多年外交生涯中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。从196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，他就不断思索错综复杂的外交形势，以外交官特有的政治敏锐性研究问题，提出很多新想法。

就任领事司副司长、司长期间，他组织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加强领区侨务工作的报告，特别重视护侨的重要性，大到走出国门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，小到一本小小的国籍护照，无不让负责领事司工作的他牵挂在心。

张宏喜说，探索与思考是他几十年的习惯，好好思考，好好写点儿东西，对生活、对事业就更加执着。他的40年外交生涯总是在执着思考中前行。

▲ 张宏喜大使离任欢送会

当2003年结束驻外生活从纽约卸任时，他在近千人的欢送会上，特别深情地感谢一个在他背后默默支持和奉献的人，那就是他的夫人弓占荣。

张宏喜动情地说：“她绝对是一位好妻子，她有着非常好的品德和心肠，不但管理了所有的家务，让我全心工作，还同身边所有的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。”

“她的心地很善良，对谁都有一颗好心，不会说我是大使夫人，对下面的人都颐指气使的，好像看不起人家，从来没有过。我们有时候有大型活动需要帮厨，我的夫人就带头去帮厨，去干活。”

▲ 张宏喜大使夫人 弓占荣

弓占荣多次陪伴张宏喜常驻国外，尽管时常挂念两个孩子，但夫妻两人舍弃小家，长期驻外，开展富有挑战性的工作。

“我对他也挺佩服的，他这个人特别能吃苦。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平易近人。”

    ——夫人弓占荣

如今，尽管张老已经退休，但他说，他的脑子是停不住的。每当回首自己走过的40年外交路，他把一切成绩归功于国家、归功于党的教育。每当总结涉外工作的宝贵经验时，他时刻感受到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无穷魅力，并特别向年轻一代外交官推崇不朽的周恩来精神——忠诚于祖国、奉献于人民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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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 | 《中国外交官纪实》

图片 | 《中国外交官纪实》 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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